善用舆情,提升政府公信力

　在我国，网络在民意表达和舆论形成方面真正开始发挥重要作用，始于2003年发生的“孙志刚案”、“宝马撞人案”等一系列事件。这些事件由网络媒体披露后，立即引起了数十万网民的强烈关注，最终形成强烈的网络舆论压力，甚至影响到公共政策走向。

　　以最典型的孙志刚案为例，由于强大的民意支持，在媒体和法学界人士的推动下，2003年6月，国务院宣布废除实行20多年的“收容遣送制度”，同时公布《城市生活无着者流浪乞讨人员救济管理办法》。短短两个月，就废止一部旧法，催生一部新法。网络舆情对公共政策的强大影响力开始彰显。

　　虽然在更多的实际案例中，网络舆情往往以“施压方”的姿态出现，但并不意味着其不能成为政府部门进行公共治理的工具。通过理解网络舆情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的方式，可以帮助政府部门善用网络舆情，从而更有效率地进行管理与决策。

　　网络舆情如何影响公共政策？大象舆情研究院分析如下：

　　一、产生强大舆论压力

　　互联网是一个正反馈体系，在海量信息中，经过网络的荡涤，只有最受民众关注的问题，才能在网上长久停留。而这些问题经过网络的推波助澜、又制造出更强的网络舆情，甚至使某些公共问题形成全社会共同的问题。

　　类似的例子在今日中国并不少见。2012年夏天的北京暴雨灾害，在舆论特别是互联网反复质疑遇难者人数后，最终催生官方如实公布了灾害信息，甚至成为我国灾害信息披露进程中的节点事件。这样经过反复淘选筛炼而形成的公共问题，往往代表了民众最迫切的诉求，体现了对政府公共政策问题反映最强烈的方面。而在今天我国政府决策强调民主化、科学化的大背景下，政府对网络舆情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。

　　二、对相关主体产生影响

　　我国是政府主导的决策体制。网络舆情如果仅仅局限于网上，其辐射范围就会始终局限在“虚拟世界”，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和对政府决策的冲击力是有限的。然而，一旦网络舆情与体制内的相关主体，比如媒体、大V等产生互动，网络舆情的影响从网上走到网下，再通过网上网下的相互声援，则会使舆情的作用成倍放大，最终产生强大的社会效应。

　　2010年的“江西宜黄拆迁自焚”事件中，钟家女儿钟如九成功利用微博平台，获得大量博友的转发支持，也顺利嵌入网络意见领袖群体的网络，与其形成了频密地互动，得到了媒体人、学者、商人甚至娱乐明星等大V组成的社会网络的呼应和支持，最终赢得政策回应。这表明，体制内民意表达渠道与体制外民意表达渠道声音的一致性、共鸣性将会对决策层产生影响和压力，推动政府部门对公共政策问题的重视和认定，有利于相关问题的解决。

　　三、塑造共同的价值观

　　网络舆情在推动公共政策问题引起关注的同时，也在塑造社会价值观。一项公共问题之所以能够引起网络舆情甚至全社会的关注，除了事件本身以外，更主要是事件折射出的道德失范、公权失衡等深层次的问题，隐含着对社会价值观的批判和讨论。随着网络舆情的发展，网民的价值取向也会逐渐趋向一致。

　　从现实来看，网络舆论促使了帮困扶贫、反歧视、公平、平等等价值观的被认同。诸如反歧视等价值观长久被忽视，但由于网络舆情的力量被重塑，乃至引起了社会关注和共识。而有些价值观诸如公平、平等早己存在，但是在公共政策中可能并没有充分体现出来。而在社会转型时期，网络传播中个体渴望得到公平的呼声更高，民意更突出。网络舆情产生的巨大压力，迫使政府在政策中重视并体现这些价值观。

　　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公共政策就是在平衡综合多方利益的基础上形成共识。在强调民主决策的今天，政府更需要倾听民意，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。当然，网络舆情虽然反映了民意，但也并非全面，公共决策还应做到既有效地吸纳网络舆情，同时又不被网络舆情所左右。换句话说，这就对政府部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，即如何理性、客观地看待网络舆情的作用，从而构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和谐关系，树立起政府的公信力。